主题: 【历史人物】杨永雄|忠廉的烛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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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永雄，男，重庆武隆人，武隆区网信办主任，武隆区文联副主席。先后两次获“乌江文学奖”、两次获“省级报纸副刊一等奖”。著有作品有《祖地》《敬畏一棵树》《忠廉的烛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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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秋佩故居 （图片来自网络 如有异议请联系删除）

忠廉的烛照——品读武隆刘氏三进士

【导读】 品读古人，其实最终都是为了鉴照当今。在武隆古代“名门望族”刘家的三进士中，刘岌的一生可以说顺风顺水，当上两朝礼部尚书，老来儿子“失而复得”，堪称人生完满，他的故事深深蕴涵着“宽以待人，严于律已”的高尚道德情操。刘秋佩的一生充满了曲折坎坷，几起几落。官虽不大，但能留名国典，誉为“骨鲠之臣”，皇帝又赐谥号“忠愍”，追赠“大理寺少卿”。刘秋佩以起伏人生，彰显了忠诚担当，终成正果的善恶价值标准。刘养充的一生虽没有青云直上，大起大落，却让反叛者都“感其德”，“军民钦附甚众”，如果没有真性情，没有学识素养，没有人文情怀，又焉能做到？他们丰富、激烈、传奇的人生，多少年来撞击着无数人的心灵；他们忠诚、清廉、勤勉从政的行为规范，如一道闪电照亮了历史的天空；他们塑造的精神丰碑，彪柄千古，感召后人。

一

入秋后，本应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然而，乌江大地却秋雨绵绵，鲜有晴日。地处重庆武隆区西部的凤来乡迎来了一个丰收的季节，大片大片成熟的“鳅田稻”，金灿灿的谷穗垂耷着头颅，金色的稻叶簌簌滴落的雨珠像乡亲们缅怀先人的泪水；湖里放养的淡水大闸蟹，正体态丰腴，膏肥黄满，心躁脚痒，到处骄横乱蹿。我又一次来到凤来乡，可不是冲着新稻米、大闸蟹来解馋尝鲜的，而是在冥冥之中承蒙历史之神的谕示，来追寻五百多年前从这里走出去的著名历史人物——刘氏三进士，即刘岌、刘秋佩、刘养充。
为什么寻找？他们潜藏起来了吗？没有。他们在历史的罅隙里安闲，在时间的暖箱里冬眠。五百多年来，我们依然能够呼吸到他们留下来的“忠廉”气息，我们依然能够触摸到他们潜藏下来的“骨鲠”温度。他们葳蕤于明朝中期，那时明太祖朱元璋开创的基业，经过几代皇帝经营后开始繁荣昌盛，相对祥和，相对承平。但总的来说，在祥和承平的气氛中仍包裹着压抑和隐忧，抑或浓雾重重，杀机四伏，险象丛生。就在这好中有坏的时代里，凤来刘氏家族却在前后相续的一百二十年间，文昌灼灼，考进三名进士。这不仅是刘氏家族的荣耀，也让这一片只长山林野草和飞禽走兽的“蛮荒”之地，升腾起一缕缕烁耀文明的星光。
那天，秋风紧、秋雨稠。我走进凤来乡高楼刘家祖宅，瑟瑟蜷缩在老墙边的星星野花还在隐隐绰绰地开放，雨雾中恍若珍宝，尤其惹眼。老房旁边有三亩地大小的池塘，水碧荷残，死水微澜。然而，周边一丛丛黄绿斑乱的杂草，像受过杖刑犯人的头发，让我兴奋，让我怜悯。路边的几株桂花树，花蕾初吐，花香轻溢，显示出几分高贵。我无意欣赏这些，径直走进了进士的故居。几百年前的老房几经毁废。残留的一间穹顶高阔，锅口大的黑色圆柱穿斗木屋，是一间祠堂，堂内没有留下可供见证的匾牌和文字。但是，给人的感觉，厚重华美，气息古远，久看不厌。我四处寻找，痴想从哪个角落隐约走出他们的身影，来一次神奇的邂逅，与他们对揖之后，长谈一场。我在此呆了很长时间，时而闭上眼睛冥想，时而睁开眼死死的盯着某一个地方痴望，仿佛听到了他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脚步声，闻到了墨香扑鼻的气息。可是，四下寻望总不见半个人影。最后，我只得怅怅惘惘，忧忧悒悒离开。
于是，我开始纸上的艰难寻找。或借或买了《二十四史》《中国通史》《明史》《明朝那些事儿》和一些古时的方志阅读。我眼睛不好，整天整夜戴着三百五十度老光镜在黄黄脆脆的纸页中穿行，读得眼花缭乱，神思恍惚。古人写史惜墨如金，只能找到一些残缺不全的信息。一些新编资料书，一经文字蒸馏，挥发了历史蕴含的原汁，消褪了岁月的底色，读来乏味。我试图从这些岁月的残简中拼接出三位前贤的华美篇章，还原五百年前的兴衰荣辱。
几百年前的繁华谢幕，他们的身影真的隐匿了？跌宕的命运波涛起伏，都是坊间的茶语，都是时光的游戏。我相信，从历史坐标的角度，他们还在。无论在历史的长河裹挟下暗藏在某一角落，还是在行政管辖的变更中隐躲在它乡的典籍里。不变的是，都否定不了他们是乌江大地上的武隆人。
近一年的访寻，难觅全踪。在煎煎熬熬、找找寻寻、核对甄别中度过。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友人终于窥晓我的心思，速为我送来了几本书籍。一本是冉光海先生主编的《涪陵历史人物》，另一本是李胜教授著的《涪陵地方文化》，还有其它几本志书，这才大概探寻到了刘氏三进士兀立在正史和民间的踪影。史料记载：在上千年的科举长河中，武隆从宋朝起有记载考上进士的有十一人，岁贡四人，举人秀才更多。但后来大多都碌碌无为，被淹没在历史的漫漶红尘之中，只有刘氏三进士历经近六百年的风雨岁月，依然在历史的天空中光芒熠熠。谈起明朝的礼部尚书刘岌，贤良忠臣刘秋佩，清廉志士刘养充，正史和野史都咄咄逼人，至今让人钦敬备至。
在古代，武隆这一片闭塞的土地上文脉微弱，很难有人考取进士。可是，在相距不到一百二十年间，同一地方、同一宗族，高楼刘氏竟然先后考取三名进士，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成就了蔚为大观“刘家气象”，引领后代无数乡野子弟纷纷效仿，寒窗苦读，最后金榜题名，让这一片薄土瘠壤俨然成了人才成长的丰腴沃土。第一位考中进士的是刘岌，官至明代两朝礼部尚书，太子太保致仕，从一品大员，成为武隆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位“高官”，至今无人能匹。第二位考中进士的是刘岌的堂侄刘秋佩，任过户部给事中、金华知府、长沙知府、江西按察副使、追赠大理寺少卿等职，性格刚直，不畏权贵，数度弹劾权倾朝野的宦官刘瑾而名垂青史，人称“刘司谏”。告病还乡期间，创办白云书院，为这方蒙昧的山乡传递文明薪火。第三位是刘养充，让军民崇敬和爱戴，一生清廉。三位进士在历史上都受到过当朝皇帝“表彰”，史书上称刘岌为“德能廉吏”，称刘秋佩为“刚直忠臣”，称刘养充“清廉从政”。
书写对国家建有大功，对民间有过贡献的历史人物，下笔甚为艰难，得格外小心，稍不留意，就会出现硬伤，闹出笑话。在深秋寅夜提笔前，电话请教本地作家郑立先生，他一语点醒我这个梦中人：“不为其树碑立传，只要厘清事迹就行，这就是对武隆历史文化的一点贡献！”翻检史籍文字发现，一门三进士，虽然年代不同，却有相同之处：他们一门宗亲，一样的禀赋，一样的性情，一样的睿德，一样的忠诚，一样的廉洁。读其史书事迹，访其民间传闻，似乎都能品读出许多真情真性真趣来，让人不禁失笑。
那么，刘岌、刘秋佩、刘养充这三进士有哪些不俗的人生轨迹？有哪些刚介耿直的性情展露？又有哪些真品德值得我掩卷咂味呢？

二

首先，品一品刘岌。李胜教授的《涪陵地方文化》对其简要写道：“刘岌（1421－1505）字凌云，刘秋佩叔父，景泰进士，清慎谦和，居官恂恂，历任两朝，眷注独隆。官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致仕，终养涪州。”
李胜先生是长江师范学院教授，在对刘岌简单的介绍中，透露出很多信息和线索。冉光海先生主编的《涪陵历史人物》则更为详尽，几乎可窥刘岌的全貌。
刘岌是“戎籍”子弟中进士。出身并非王公贵族，亦非高官巨贾之后。据《涪州刘氏宗谱》记载，其祖先是明朝初随大军进入涪州的军人，世代为“戎籍”。按照明朝的规定，“戎籍”子弟原则上都是军队战士，总体上实行世袭制，除了必须要子承父业的那位子弟，其余的也可以读书识字，可以在卫所（就是保卫地方的军队住所，太祖仿唐、元兵制，颁行卫所制，强化军队对地方的控制）所在地参加科举考试，与乡籍享受同等的待遇。而刘岌享受的就是与乡籍读书人同等的待遇。明成宗朱祁钰景泰元年（1450），刘岌考中举人，景泰五年（1454）考中三甲第一百四十九名进士。
五百六十多年后，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天空中那片明媚的阳光，朗照在刘家房顶上，也照耀在一个三十三岁风华正茂的进士人生旅程中。
明英宗朱祁镇天顺元年（1457）六月，刘岌授吏部验封司主事。天顺七年（1463）六月，升为吏部员外郎。不久，因父丧丁忧回乡，在守丧期满后，改任户部郎中。史料记载，他在任职期间，十分勤奋，认真负责。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在官员考核中，刘岌获得了“清、勤、慎”，即清廉、勤劳、谨慎的最高评价。成化五年（1469）五月，刘岌奉命代表天子以册封副使身份参与了一系列的册封活动。这是代天子行事，可谓“眷注独隆”。完全看出他气概方俱，仕途畅通。
他为官两朝守清廉。我曾数次品读刘岌同榜进士、时任大学士的邱濬撰写的《送太子太保涪陵刘公致仕序》，得出一个答案：刘岌留给后人最有价值、最有生命力的遗产，就是他的品德和操守。除了“清廉”以外，还有“谨慎、谦和与节俭”的风范。
成化九年（1473）八月，刘岌由吏部郎中升任太常寺少卿，协助太常寺卿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总管郊社、太乐、鼓吹、太医、太卜、廪牺、诸祠庙等署。这时，刘岌已经“大权在握”，完全有受贿的条件和土壤。但他没有，还是坚守自己的清廉品德。
成化十一年（1475）七月九日，京城开始出现“妖眚”事件。史料说，京师西城有一个怪物晚上出来，四处咬人，那个怪物全身漆黑，人们去追它，又追不上。京城一片恐慌，人人手持兵刃，白天休息，晚上巡逻。此事引得朝野不安，有人说是“阴盛之状”，可能会出现宦官专权或者后宫擅权；也有人说是“胡虏之兆”，北方的少数民族可能犯边。十多天，没有人敢向皇帝建言，刘岌不计个人安危，大胆启奏，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命刘岌为处置“妖眚”事件负责人。过了一段时间，“妖眚”事件得以平息。后来查实，所谓的“妖眚”事件，乃是控制西厂的宦官汪直、宪宗的近臣梁方等人装神弄鬼，伙同僧人继晓、方士李孜省、边关将领王越等人在宫中制造的混乱。
消除“妖眚”这一事件，刘岌立下“汗马功劳”，皇帝嘉奖了他，但他坚辞不受。刘岌得到了“忠”的节义和“廉”的形象，其素质和品德俨然已是一位可担任治国平天下重任的忠贞大臣。
成化十三年（1477），刘岌升任太常寺卿。成化十七年（1481）一月，他又升任礼部左侍郎，仍掌管太常寺事务。次年十一月，刘岌由礼部左侍郎升任礼部尚书。成化二十年（1484）十一月，皇帝下诏书，聘身为礼部尚书的刘岌与周洪漠、施纯以及户部尚书殷谦、兵部尚书张鹏、刑部尚书张蓥、工部尚书刘昭、都察院右都御史朱英等人为太子太保，负责教导太子，成为朝廷的从一品大员。
刘岌用了二十七年时间达到他人生的巅峰，官居礼部尚书、授太子太保衔，堂堂的一品大员。但他依旧两袖清风，谦虚和蔼，居家恂恂。按明朝官制，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即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礼部尚书排在第三位，负责全国的礼仪、祭祀、外交、教育等工作，相当于兼有今天的文化、外交、教育部长的职权。由此可以想见，刘岌此时的权力之大，要做到洁身自好，实不容易。但他能将“忠、廉”传统融入自己血液骨髓，化作生命的绝唱。
他厚德谦和终有报。史料记载，刘岌为官一生，清廉谨慎，谦虚和蔼。在评论同僚、介绍他人时，总是称赞其好的方面，对于他人的过失，则多加谅解；与人交往，他也是看中别人的优点，即使有人对他当面轻慢或背后诬告也不计较。
成化十三年（1477），刘岌时任太常寺卿。他奏请修缮天坛、地坛的斋宫、神厨，得到皇帝应准。在维修过程中，有人以坛垣外不清洁，有辱神灵为名，告刘岌等人的御状。皇帝命礼部太常寺彻查，太常寺核查后认为有人诬告不实，并反过来向皇帝参奏告状者。同时，刘岌也主动地向皇帝坦承有过失和管理不善之处，因而得到皇帝的原谅。刘岌尽管没有被追责，但他却主动上书明宪宗，请求免除在太医院供职的堂弟刘崟的军籍，足见他的胸怀坦荡。
刘岌再一次得到厚德之报，是成化二十一年（1485）八月，他向皇帝请假回家乡省亲祭扫先人的坟墓，得到恩准。不料，回家后就生病，一直滞留未归。转眼就是三年，已经超过请假期限的刘岌依然在家乡养病。吏部奉皇帝之命，专门移文四川巡按御史，要求其专程前往了解刘岌是否真的有病在身。不得已，刘岌只好带病回京复命。回到京城后，掌太常寺礼部左侍郎丁永忠等上奏皇帝说，近三年来，礼部尚书刘岌以祭扫先人墓去任，离职回乡，我们奉旨署掌寺印，管理礼部事务，现在刘岌已经回来了，应该将寺印交还刘岌，即应该让刘岌复任原职。按照明朝的官吏管理法规，明宪宗本来想对刘岌超过假期一事追究治罪的，但因刘岌的确有病在身，加上接到丁永忠等人的奏章，也就原谅了他，而且应准了丁永忠等人的请求，继续让他担任礼部尚书一职。
刘岌在礼部任职时间较长，掌管太常寺事务的时间较久，所掌者是国家的礼乐大事，加之刘岌体态魁梧、相貌堂堂、声音宏亮、善于言辞、克勤克俭、清正廉洁、宽厚待人，所以深得明宪宗信任，对他十分关怀，恩宠有加。
弘治二年（1489）五月，刘岌再次上书明孝宗朱祐樘，以有足病，行动不便为由请求致仕还乡，其言词恳切，让人动容。皇帝终于恩准，并命各地驿站予以车马，有关部门每月供米二石，派给夫役四人，让刘岌享受了非常高的待遇。他致仕返乡之际，与他长期供职的礼部及太常寺僚属感其厚德，都请求邱濬为其撰文赠行，于是与刘岌同榜进士，时任大学士的邱濬撰写了《送太子太保涪陵刘公致仕序》，对刘岌倍加赞赏。
刘岌致仕归乡后，以花草为伴，深居简出，行事谨慎，待人恭谨和蔼，时常身着平民寒素服装，给乡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乡人甚为称赞。
刘岌有德，所以修得晚年的福分。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施显卿《奇闻杂类记》载有他老年得子，失而得遇之事，以为厚德之报。刘岌在京为官时，其妻病故，纳婢女为妾。小妾生子，大妾嫉妒，命仆人抱到城墙下遗弃。此时正好有一刑部官员路过，听到有婴儿的啼哭声，便抱回家中，此事正好被刘岌邻居周帽儿看到。刘岌从公署回家后，大妾说：“婢女生下一女，是死的，抱出去埋葬了。”刘岌致仕归乡后，有乡人到京城办事回来，问刘岌：“刘公有儿子么？”刘岌说：“没有”。乡人说：“您有儿子，现在七岁，怎么说没有儿子呢？”刘岌大惊，问其故，乡人以实相告。于是刘岌派仆人带上银两到京城赎儿子。到京城后，那个刑部官吏已任期届满回家。仆人经打听，得知那官员居住在崇文门外的一个巷子里，于是匆匆赶到那里，拿出银两赎人。但那官吏的妻子爱之如若己出，大哭拒绝。在人们的再三劝说下，才应允仆人。那个官吏也很是不舍，但早年听过刘岌的厚德待人之事，便心甘情愿与仆人一起将孩子送到涪州。亲戚朋友们听说后，凑钱办酒席朝贺。刘岌看见儿子后，抱着恸哭。有人赋诗曰：“八旬老父江边泣，七岁孩子天上来。”意思是说刘岌老年得子，乃天之所赐。弘治十三年（1500）四月，刘岌上书孝宗，请求皇帝同意将刚满十二岁的儿子刘旻送入国子监读书。孝宗下诏，命礼部将刘岌所请记录在案，待刘旻长大后，依制让刘旻直接入国子监就读。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十年（1515），朝廷荫故礼部尚书刘岌之子刘旻为国子监生，刘岌遗愿得偿。
刘岌善文工书，所著诗文大都散轶，今得见者仅《和新建致远亭》一首而已。涪陵城南“大龙桥”名为其所题。为同榜进士、巴县人贾奭所篆写的《明故嘉仪大夫都察院复都史贾公奭（墓志铭）》，藏于重庆三峡博物馆。弘治十八年（1505）八月，刘岌病故，享年85岁。皇帝赐祭葬，享受“谕祭”最高规格待遇，葬于现涪陵李渡。道光《涪州志》载“刘岌……清慎谦和，历官两朝，眷注独隆，以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致仕，居家恂恂，身衣韦布，乡人称之……崇祀乡贤。”
《武隆县志》附录《历代武隆贡举名录》载有刘岌大名。

三

其次，品一品刘秋佩。《明史卷一百八十八列传第七十六》排在首位的刘秋佩，其《传》载：“刘秋佩，名菃，字惟馨，号秋佩，涪州人。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授户科给事中，有直声。”《武隆县志》在《人物传略》中排第一人：“刘秋佩（1470年－1524年），又名刘菃，武隆凤来乡人。为官清廉……明骨鲠之臣。尊称刘司谏。”《涪陵历史人物》中说：“他品行端正，敢于针砭时弊，以刚直不阿闻名。”以上史志书中几乎都能找出刘秋佩的人生轨迹和青衫身影，但自从我拜读了他亲自撰写的《劾逆党刘瑾疏》、《荐兵部尚书刘大夏疏》《乞谥宋景濂先生疏》和《白云书院记》等文章后，更加了解他的性格刚直和忠诚清正。

游学书生登金榜。刘秋佩在撰写的《白云书院记》一文中写道：“本朝（明朝）洪武（1383年）年间，余先人卜居山下（凤凰山）。”说明他祖先已迁到凤来场的凤凰山下高楼村已上百年了。文中称赞凤来乡“秀发迥异，降钟多才。”举例证明了宋朝时就有名人李椿，并“甲科接武，簪缨旧族，一门三举神童。”唐朝时又有冉评事，是当时的俊杰。文里多处描写家乡山川秀美，人杰地灵。
刘秋佩于1470年降生于此，民间传说，他自幼聪颖明慧，受家庭教育影响大，四岁就会对句，五岁便进私塾学习诗文经书。“早年习《易经》”，得宜于家里支持和自己的求学热忱，他十五岁离开故里外出游学，访高士，拜名师，积经论道，游大好河山，怀揣一腔“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
十多年独自在外苦心求学，功夫不负有心人，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他回四川参加乡试，以第六名中举，次年进京殿试中二甲第五名进士及第。钦点翰林院学习，由庶吉士授户科给事中。
二十九岁的刘秋佩顺利且漂亮地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跳。朝为游学郎，暮登天子堂。虽只官居七品，然权力很大。“给事中”这个职位是专门负责“弹劾、监督、挑刺”，相当于现代的“纪检”官员。由于职责所在，加之“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性格，为他不久的将来埋下隐患。
弹劾刘瑾遭杖刑。刘秋佩从政以来，是积极肯干的，发现问题就连夜写奏章弹劾；为人刚直不阿，敢于针砭时弊，不论王公贵戚，都是要挑出“刺”来；对皇帝是尽忠的，是人才冒死也要推荐，是恶人敢于被革职罢官也要“弹劾”到底。
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针对一些朝廷官吏纵容子女不轨，地方官吏徇私枉法祸害一方，外戚巧取豪夺，侵吞公私田产，扰乱市场染指盐业，选拔、任用、考核秩序不正等弊端，刘秋佩上书弹劾户部尚书侣钟纵容其子女受贿。弘治十八年（1505年）二月，斥责外戚庆云侯周寿、寿宁侯张鹤龄等人侵害、掠夺商业利益，破坏管理盐务法令；痛斥文选郎张彩颠倒黑白，选拔、任用、考核官吏不遵守正常秩序。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孝宗病逝。临终前，孝宗把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招到病榻前，遗命为顾命大臣，嘱托他们要尽心辅佐太子。在孝宗去世后，十五岁的皇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下诏改翌年为正德元年（1506年）。武宗即位不久，便重用以刘瑾为首的东宫旧侍宦官“八虎”。自此，朝廷所有政令法度皆由“八虎”操纵，朝政一片混乱。刘秋佩率先上书规劝武宗：“希望陛下遵从先帝遗命，信任忠诚持重的大臣，不要荒疏朝政，严防宦官专权。”武宗竟不采纳。
刘秋佩此时明明知道皇帝不理朝政，“八虎”专权，搞得朝野乌烟瘴气，真理不存，还是要去冒险举荐人才。
吏部尚书马文升退休后，刘秋佩恐怕老成持重、操行端正的旧臣被更加疏远，上《荐兵部尚书刘大夏疏》，极力地推荐刘大夏，规劝武宗：“用新人不如用旧人，正如养饿虎不如养饱虎。”刘瑾等人专断朝权，一些清正忠诚的大臣被革职罢官。顾命大臣刘健、谢迁等人被迫致仕之时，刘秋佩和一些重臣冒死向皇帝上奏章乞求留用他们。刘瑾等人知道后大怒。
按说，都是同朝为官，应官官相护，同流合污；更何况都同姓刘，理应拉帮结派、勾腰搭背。刘秋佩没有，他却以卵击石，以命相搏。他想的是为国分忧，为民除害。
正德元年（1506年）十二月，刘秋佩上《劾逆党刘瑾疏》，洋洋几千言，历数刘瑾等“八虎”罪状，没想到武宗置若罔闻。不久，刘秋佩又与给事中张文等上书极言朝纲混乱等五事，触怒了武宗，受到杖刑，一大棒又一大棒打在刘秋佩的身上，也打疼了无数人的神经。在烈日炎炎之中，罚跪于紫禁城午门，鲜血淋漓，染红了大地。
刘秋佩等人遭受刑罚，也该就此罢休了。但刘瑾等人仍然不放过，假传圣旨，将一批人贬职削减俸禄归家，一批人廷杖革职，刘秋佩等人逮捕下狱，还被处罚白银充军饷。他没有乞情，因为没有必要。以才华立身，以抱负济世，提笔的手握不了戕人的刀枪剑戟，伤不了奸人的官椅官帽的一丝毫毛，却不经意间卷进朝廷那么多肮脏是非；他也没有愤怒，更没有忏憎，因为不值得，以致被那么多蝇营狗苟的庸才和宦官视为眼中钉，恨不得剥掉他的皮；他更没有后悔，因为秉持无愧于心，讲真话、抒真意、做真事。以此为谋，以此为善，以此为傲，他以一生的诚敬，追随大明朝。刘秋佩本来清廉，无银充饷，他的弟弟刘奇山把田地都卖了为其充军饷。在监狱中度过了一年多，他被贬到居庸关戍边，但仍然心性超然，正气不减。
这次，是刘秋佩一生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宦海沉浮，度尽劫波，虽然侥幸留下了一条性命，但却留下了终身杖伤残疾。
重出官场留政声。被官场风暴径直吹到遥远偏僻的居庸关，淡出政治漩涡的刘秋佩，既失落又欣慰，虽说他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却离自然越来越近。边关的草木是茂盛的，那里的风是清爽的。边陲很冷，比天气更凄凉的是刘秋佩的心情。戍边是痛苦的，他处处被监视、被掣肘，一举一动都被人暗中记录下来，以便时时向京城报告。形同软禁的生活，让他有些潦倒，有些落寞。
刘秋佩在居庸关渡过的三年多，正是刘瑾专权最猖狂之时，一些重臣、忠良被列为奸党，削职为民，追夺诰命。朝纲混乱，激化了社会矛盾。正德五年（1510年），宁夏安化王朱寘鐇以“清君侧”为名乘机起兵反叛。平叛后，武宗看到安化王讨刘瑾檄文中列举刘瑾意图谋反等十七条大罪后大惊，遂命人连夜逮捕刘瑾。第二天，武宗亲自出马，抄刘瑾的家，发现印玺、玉带等禁物，抄出财物竟有黄金二十四万锭，元宝五百万锭，玉带四千条。刘瑾被处以凌迟刑，从其胸脯割至足共计三千三百五十七刀。
刘瑾被处死后，刘秋佩被释放回家，常常与弟弟刘奇山饮酒咏唱。同年，被武宗起用为金华知府。他了解到金华人有一个陋习：女孩长大成人，出嫁必须重金陪嫁。嫁资很重，一般人家承担不起，于是出不起嫁资的人家，生了女孩后便将她放在水里溺死。刘秋佩力主改掉乡风陋俗，为此存活下来的女孩很多，被称为“刘（留）女”。正德九年（1514年），他将年久失修的察院行台修葺一新。当年下大雨，邻郡暴发洪水，金华也告急，人心惶惶。刘秋佩想在城墙外修浚壕沟以防万一，听了退休在金华，曾在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的礼部尚书、大儒章枫山的话后没有修成，但他立即实行全城戒严，安抚百姓，秩序井然，百姓得以安宁。在任期间，他接到何基后人状告当地豪强挖毁何基墓一案。何基是当地南宋大儒，与王柏、金履祥、许谦被称为“北山四先生”，死后葬在油塘，因族人离墓地比较远，墓地逐渐荒芜，明朝时已不被人重视，当地豪强便将其墓挖开，将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把墓碑扔到水塘里藏起来。正德九年（1514年）九月，刘秋佩带领人到现场勘察。很快恢复了何基墓，将豪强绳之以法，还地二百四十亩，给何家人还了一个公道；上书为何、王、金、许四先生请求赐谥号，朝廷给何基赐“文定公”谥号；次年六月，他亲笔书写《何文定公祠记》予以赞颂。
因杖伤复发，刘秋佩辞官还乡。金华官府和百姓为感其恩德，为他立感恩碑，列为金华名宦，载入《金华府志》。
书院，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精神寄托，也是传道授业的必要场所，现在成了一个极具标识性的文化符号，也是一方人崇敬和怀想的必然之地。
刘秋佩创办的白云书院遗址，早成荒芜之地。我们去拜谒那天，一共六人，有时任武隆区文联常务副主席刘民、文化委主任陈远川和乡上的负责人。爬上笔直的千步石阶，我已大汗淋漓，站在书院遗址那一道水墨风景的深处，像融入了五百多年前刘秋佩融进《白云书院记》里的隐隐青山，迢迢绿水之中。我试图再一次寻找他留在这里的足迹，任凭我徜徉遐想，也无法猜透那时他的心境，只有留下来的石狮伫立在荒野中，凝望着远方。
正德十年（1515年）冬，刘秋佩从金华告病还乡，次年开始创办白云书院，并在此讲学授徒，他把自己渊博学识传授给乡野村童，升腾起一缕缕文明的曙光，烛照着后来人。
刘秋佩创办书院，得力于乡人鼎力支持，他在《白云书院记》中写道：“乡人重为捐资，戮力鼎新。”也传说他与白云佛寺的主持乌豆禅师结为好友，便借他一间闲置禅房用作教室。《白云书院记》中载：“置经书子史四科书籍于堂之壁，为四柜贮之，供诸生诵读，俾来学共览焉。”先有“余族威武、步武、绍武，及诸生沈洪、文行、沈崇、曾栋读书其间。”据说后来学生纷纷慕名前来拜师学习，多时达几十人到近百人。
古刹按时钟鸣，山风偶尔越过。山雀啾啾，书声琅琅，好一处教书育人的地方。刘秋佩在白云书院教书育人，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美好最安静的一段生活，隐居幽林，行吟塘边。他的影响却无处不在，他以自己出众的才华和见识，启蒙童、除陋习、存清风，知名度在当地家喻户晓，甚至超出武隆、涪州，传播到整个川东地区。刘秋佩见求学、讲学的人越来越多，便与乡亲一起新建房屋，将书院分为私塾、讲坛。私塾多是教授当地的村童，讲坛则是吸纳外地游学的秀才。他亲授私塾，贫寒人家的孩子粮费减半，衣食难继的家庭全免学资。书院确立“三大”教议：一曰“天大”，顺应自然，尽忠朝廷；二曰“地大”，包容万物，勤恳得获；三曰“人大”，敬重尊长，孝义为先。并创作了校歌，教学子们传唱。七年间，“山若增采，人若增气”，刘秋佩如是说。他杖伤康复，书院也如日东升，各地来此游学的秀才考中举人以上功名的有名有姓者十六人。坊间流传，明清以来，本地在白云书院读书，考取秀才上百人，入涪陵、重庆府衙做幕僚十五人，考取举人以上功名六人，其中三人被朝廷安排在贵州做官，另外三人外放在陕西、湖南等地，有人官至知府、道台。民间传说可信可疑，但有一人却是有史可查，那就是刘秋佩亲写的《白云书院记》提及到的刘步武，拔为岁贡，曾任湖广宣城县知县。白云书院和刘秋佩已是这方土地上人们记忆中的经典，是一个传承下来的文化话题，日久弥新，滔滔不息，影响深远。
斯人去后，况于清史万年垂。
紫禁城午门的两次杖刑，给刘秋佩留下了终身疾病，但他心理是健康的，人格是强大的；历史的天空偶尔混沌不堪，但多数时日还是晴空朗照。
正德十六年（1521年）朱厚熜（世宗）即位，派遣使者慰问刘秋佩，并赏赐金银，修整府第（前文提到的刘家大院），并启用他为长沙知府。嘉靖二年（1523年），都御史姚镆上书推荐刘秋佩等人，大意是说，“八党”专权时，逆贼刘瑾扰乱朝纲，朝廷大臣明哲保身，缄默不语。可是给事中刘秋佩、评事罗侨却不顾自身安危为国赴难，揭发时政弊端，侥幸生存下来。现在遇到您这个圣明君主，应当加以奖励提拔重用，以勉励他人。不久，刘秋佩迁升江西按察使司副使。嘉靖三年（1524年），刘秋佩杖疾复发，久治不愈，死于任上，时年五十四岁，魂兮归来，埋在凤来乡高楼村他的祖宅后面，文革时坟墓被毁。
刘秋佩极尽哀荣，御史范永奎在朝廷上颂扬他的德行，皇帝下诏旌表其忠诚、清廉，赐谥号“忠愍”，世袭博士一人，并赐予特殊祭葬，在成都和涪陵建“坤为正气”坊和“大节名臣”祠，户部侍郎倪惠斯将其奏疏刊刻行世，并为作序。他死后在家乡涪州配享北岩程子祠，与程颐、黄庭坚、尹淳、谯定、晏渊合称“六贤”。刘秋佩的忠诚也荫其家人，其女儿嫁给进士钱玉之子，十九岁时，丈夫病故，她为夫守墓，誓死不再嫁，穿着朴素，造桥四座，享年九旬，人们称赞说：“父亲是忠臣，女儿守贞洁”。
刘秋佩一生值得庆幸的是与王守仁（阳阴）结为好友。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比刘秋佩小两岁，两人同年中进士。刘秋佩受杖刑下狱后，没有人敢出来为他说话，只有兵部主事王守仁上书向皇帝求情，但没有得到准许，王守仁也被贬谪到贵州龙场。从此，王守仁在“龙场悟道”，创建“阳明心学”，成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曾盛赞刘秋佩之德，写诗《赠刘秋佩》云：“骨鲠英风海外知，况于青史万年垂。紫雾四塞麟惊去，红日重光凤落仪。天夺忠良谁可问，神为雷电鬼难知。莫邪亘古无终秘，屈轶何时到玉墀。”后来，刘秋佩去世的消息传到王守仁耳中，他悲痛不己，写下《又赠刘秋佩》：“检点同年三百辈，大都碌碌在风尘。西川若也无秋佩，谁作乾坤不朽人？”这样独特的肯定，表达了多少人对刘秋佩的惋惜和追怀。刘秋佩擅长写文章，著有《见闻录》、《奏议》等，后人辑为《秋佩先生文集》。

四

最后，来品一品刘养充。《武隆县志》在附录中的《历代贡举名录》有其大名。《涪陵地方文化》一书中有简单文字记载：“刘养充，字以纯，号少竹，明代涪州人，生卒不祥。隆庆四年（1570年）举人，次年中进士。”
刘养充是怎样的一位进士？他曾经走过怎样的人生旅程？这似乎有点朦胧，也有点神秘。我写作本文期间，查阅了大量史料，多次走访民间，也很难找寻到刘养充飘忽的踪迹和经历的史实。他的出生地、生卒年月，史书并无记载。只在《涪州志》、《武隆县志》和一些其他志书中找到一点零星的记载。综合史料分析，我不防在此作一点考辩和推断：既然《武隆县志》在《武隆历代贡举名录》中有其名；而今《涪州志》称其为“涪州人”。据相关史料载：在明朝时，现在的武隆版图分由三县管辖，西部（现今的鸭江、平桥片区）隶属涪州；中部是独立建制的武龙（今武隆县）；东部（江口片区）隶属彭水县。由此推断他应是涪州管辖的武隆人，即现在鸭江、平桥片区的人。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明朝中期，武隆、南川人烟稀少，富贵大族之家就更少，在当时要长时间供养子女读书，进而中举入士，非富贵之家无法办到，一般在当时贫民子弟莫说入贡中举，就是识文断字也很少。史料记载，当时武隆西部只有刘、李、王、冉、沈、曾等姓为土著大族。而刘氏一脉就是刘岌、刘秋佩家族传承下来的刘氏旺族，也只有这样家庭才有能力供养孩子受到良好教育，进而中举拨贡。再查《涪州刘氏宗谱》字辈中，刘养充属“养”字辈，其《武隆历代贡举名录》中记有考入举人、拔为岁贡刘养栋、刘养廉、刘养高三兄弟先后选取他地作知县。与刘养充应为同辈兄弟，在刘氏一宗同辈突然出三个达官显贵，一定是出自当地富贵大族无疑，故同宗三兄弟应出自凤来高楼刘氏。刘养充距刘秋佩创办白云书院四十九年后考入进士。书院相继承续两百多年，由此推断刘养充应就读白云书院。当时白云书院应为当地名校，也是武隆西部的唯一书院，更是那方人的“最高学府”。刘养充必然选择在白云书院读书，培养出刘养充这样的进士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可以断定刘养充为凤来高楼刘氏大家族的人和白云书院的学生。
隆庆五年（1571年）考中进士。同年，刘养充任陕西韩城县知县。后任河南祥符县知县、太康县知县，广西道御史。由于他长期在边区工作，且治理有序，官民共融。后来，他纳入朝廷治边人才，被派遣到贵州。当时，正值土司叛乱。土司听其威名，便想笼络他，贿赂他万两金银，刘养充坚决予以拒绝，并直言规劝，土司感其德，表示不再反叛。
万历十年（1582年），刘养充任陕西临巩（今兰州）兵备道，率领军民修葺长城，风餐露宿，几年时间就修长城百多里，边防得以巩固。那时，边陲生活十分艰苦，刘养充廉洁奉公，生活简朴，常着布衣，但边防所需丝毫没有减少。他还身先士卒，经常与将士和百姓一起劳动，边防将士和当地百姓都为他清正廉洁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所感动，心悦诚服。
一个乡野走出去的进士官员，以自己的智慧、才华和品德，以自己甘于奉献，清政廉洁，亲兵爱民的人格魅力，让无数人衷心钦敬，实在难得。
因长年饥餐重力积劳成疾，刘养充病逝于任上边陲。军民在收拾他的遗物时，发现只有几件破衣烂鞋和几箱书而已。他的灵柩扶回家乡的那一天，兰州军民“悲天恸地”、“途悲巷哭”，连敌对方也派遣使者前来致吊。

五

是什么原因会在穷乡僻壤的武隆区凤来乡高楼村出现文昌灼灼的“刘家气象”呢？是哪些文化基因和家风传承造就了刘氏家族人才辈出？又为什么这个家族会培育出这么多“忠廉”的子孙？这些问题一直让我苦苦思索，疑惑不解。
当我写完本文，正在修改期间，幸运之神给我意外地打开了一道天窗。让我透彻地窥视到了诞生刘氏旺族的秘密。
今年暮春三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的忘年之交刘吉祥大哥为我送来了一本厚厚的《武隆刘氏通谱》。这个意外的收获，真让我喜出望外。急忙打开包装好的红布袋，一本崭新的族谱展现在我的面前，但它的“簇新”却让我一时间大失所望。我暗自忖度，一本新整理的《通谱》不可能追溯到近六百年前的人和事。我便漫不经心地随便翻翻看看。没多久，就看到了凤来高楼刘氏支脉的记载，细细一读，发现我要找的人物全在世系篇里，但只有支系人名，没有事迹载入。随后，我又查找到了此系脉的收录和校对人刘永明。我不认识刘永明，一经打听，才知道刘永明原是凤来高楼刘家嫡传十八代子孙，原本地粮食局的股长，早已退休。我当天中午就电话联系到他，约好下午在他家见面。我下班后，与刘吉祥大哥一起走进了刘永明老人的家。我说明来意后，他很高兴地将珍藏多年的四个版本的族谱抱出来供我翻查。刘永明老人已经八十六岁了，很健谈，耳有些背，声音大一点，交流不成问题。第二天下午我又如约而去，足足交流了几个小时，还将其族谱拍摄下来，便于四份族谱相互比对。
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请恕我直接将高楼刘氏一族流源抄录如下：“入蜀始祖，澄缨公名源。原籍湖北麻城，洪武十六年（1383）移至涪州凤凰山下高楼定居，源乃宋代彦修公五世孙，先辈居福建崇安县，彦修之父名仲偃，官至资政大学士，与李纲同任河南河东路宣抚使，后成抗金名将，赠谥‘忠显’。生平事迹详见《宋史》四百四十六卷……澄缨公生长子信忠，字以修。洪武四年（1371）与廖永忠将军率部入川在重庆收降明玉珍之子明升，以军功授湖广都司。信忠公生文，宣德丙午（1426）举人，曾任云南昆明知县。文公生智懋，天顺巳卯（1459）举人，任四川长宁县教谕。智懋公生六子，秋佩排第三，奇山排第四。秋佩公生二子，长子步武，嘉靖乙酉（1525）举人，任湖广宜城知县；次子承武，嘉靖辛卯（1531）举人。承武生养充、养廉、养栋。”养充即本文提到的刘养充。“澄缨公还生次子本忠，字以德，本忠公生享，享生岌。”岌，也就是我前文述写的刘岌。据刘永明老人讲，由于刘岌一支脉后定居在涪陵李渡，高楼刘氏族谱就没有过多记载。
我简单理清高楼刘氏家族脉络后，竟然发现刘氏家族的“忠廉”文化传承得如此强烈和执着，直到几百年之后的清朝，还出现过刘衍均、刘晋等举人知县。除了刘家三进士“忠廉”外，刘秋佩的儿子刘承武也是如此。《涪陵历史人物》记载：刘承武，明代涪州人，生卒不详。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举人。任云南寻甸别驾，升任广西柳州府同知。到柳州任职时，正值天灾，粮食歉收，州民大多游离失所。刘承武借出仓库的粮食和银两赈济灾民，由此救活的人达十余万。上司责备他未经批准就借钱粮，勒令速还。第二年丰收，百姓踊跃交粮偿还公粮公银，唯有库银归还不足。他捐廉俸，变卖自己的家产偿还。柳州公民公推他为名宦，春秋崇祀。
高楼刘氏“忠廉”的志士很多，无疑与家规家训传承有关。《刘氏家谱》前言中写道：“水有源，树有根。追根溯源勿忘祖宗，应认识祖宗，学习祖宗，传承以耕读、商贾为本。继承和发扬祖先的忠孝、勤俭、谦和、清廉的家风。”文中特别教导刘氏后代要“堂堂正正，不卑不亢”做人。这或许就是当今提倡的良好家规家训对后世的影响作用吧！
同时，我也从刘氏家史中读懂了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仓禀实而知礼节”的道理，在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下，哪有余钱余粮去读书啊？不读书就难知礼节和道理，又怎么去教育后代，光大前贤家风呢？
旧时代的人生活离不开家族，相互砥砺，共同努力，代代不息，逐步形成一方旺族。在这片绝大多数人都艰难求食的土地上，刘氏家族抢占先机，拥有了自己的一块丰沛充盈的生存空间。刘家从迁徙到高楼以来，几乎代代都出文官武将，俊马能骑，官椅可坐；不是中举，就是世袭拔贡，一直沿袭到明朝灭亡。直到今天，刘氏后裔，仍有很多才俊之士，活跃于当今神州大地，或为政、或从教、或经商……都各有建树。
我得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财富让人有多余时间和精力来关照自己的内心，关心视野以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与饥饿无关的奢侈问题。财富是文明生长的土壤。我从《刘氏族谱》中还读到了大量的土地柴山界畔，自然不愁吃穿，何况还有英明祖先的烛照、训导和引领，人杰自然辈出。
至于我之前考辩和推断的刘养充系高楼刘氏大家族所出，已经暗合我意。当时由于史料缺乏，只是我的大胆推断，而今《武隆刘氏家谱》的出现，恰与我的推断相暗合。为了保持我写作原文时的心路历程，那段考辩和推断仍予保留，就权作我筚路蓝缕，孜孜矻矻追寻刘氏家族的一束花絮吧。但我读了《高楼刘氏族谱》后，还有新的三点发现：一是得知刘养充为刘秋佩的嫡孙，其生卒年为（1541-1594），墓在罗四坝屯旗山。二是刘奇山为刘秋佩胞弟，名芝（1472-1544年），天性好交友，与秋佩感情极为深厚，曾出卖家产用于救济急难。当时有人为害地方，造成混乱，众人都准备出逃。他站出来组织群众奋起抵抗，捍卫了一方安宁。员外郎夏国孝为其撰写墓志铭。三是刘秋佩的墓事，《族谱》中记载，秋佩公墓地在高楼刘家祖宅后，与其母王氏、其妻沈氏、其弟奇山及之妻妾同葬一墓六棺。可见秋佩与母亲和胞弟奇山感情之深厚。由于“文革”时破“四旧”的大破坏，如今已找不到刘氏墓穴的半点踪影，就连残塚土堆也难觅见，只有一片凄凄荒草在秋风的吹动下显得格外孤寂。

六

五百多年，对历史来说，可以说是漫长，也可以说是瞬间。刘氏三进士为之尽忠的大明王朝已经土崩瓦解，只留给我们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
而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忠廉”二字随着历史的进步，已注入新的内涵。“忠廉”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横跨几千年，特别是在儒家思想把“礼义仁智信”“忠孝俭勤廉”作为社会价值观推广后，很多人都始终把“忠廉”作为行为风尚和道德情操进行坚守，从而达成了一种悠久而稳定的集体人格，最终成为一种经久传承的文化力量。
品读古人，其实最终都是为了鉴照当今。在武隆古代“名门望族”刘家的三进士中，刘岌的一生可以说顺风顺水，当上两朝礼部尚书，老来儿子“失而复得”，堪称人生完满，他的故事深深蕴涵着“宽以待人，严于律已”的高尚道德情操。刘秋佩的一生充满了曲折坎坷，几起几落。官虽不大，但能留名国典，誉为“骨鲠之臣”，皇帝又赐谥号“忠愍”，追赠“大理寺少卿”。刘秋佩以起伏人生，彰显了忠诚担当，终成正果的善恶价值标准。刘养充的一生虽没有青云直上，大起大落，却让反叛者都“感其德”，“军民钦附甚众”，如果没有真性情，没有学识素养，没有人文情怀，又焉能做到？他们丰富、激烈、传奇的人生，多少年来撞击着无数人的心灵；他们忠诚、清廉、勤勉从政的行为规范，如一道闪电照亮了历史的天空；他们塑造的精神丰碑，彪柄千古，感召后人。
然而，刘三人毕竟生活在旧时代，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忠廉”不可避免的打上历史的烙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帝王时代倡导的“忠廉”是为了巩固其家天下的需要，因而士大夫的“忠”只是对朝廷、对皇帝的“忠”；他们的“廉”只停留在个人修为层面，为的是承续儒家名扬青史、后人景仰的光焰，少了一些秉天地精神、庇人间苍生的壮阔。
当今时代，以忠诚、干净、担当为核心内容的“忠廉”文化被赋予了更加宽博厚重的内涵，人们把他作为新的价值观去遵循和追求。
英国伟大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历史从来都能担负起启迪教育的作用。在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的今天，我们重温历史，仰望先贤，感受他们的人格魅力，从他们身上吮吸优秀的文化养份，就会对“忠廉”二字理解得更加深刻，行动起来就会更加自觉和坚定。
我固执地认为，刘氏三进士在历史的天空中依然烛照着我们。于是，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会去苦苦寻找他们。

【责任编辑 巴山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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